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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底，全国上下都造反了。转过年，我也跟着反了。那时我正在文化小学读书，刚上小学五年级。 有一天，我找了一张不大的红纸，又拿来了墨水瓶，用毛笔蘸足了墨汁后，就在红纸上面写下了七个大字：“革命到底战斗队”。我写字时有些紧张，也有些激动，特别是想到毛主席正在看着我时，就更激动了。当然毛并没有站在我的面前，我是想到了他的画像，正贴在黑板上方墙中央的那张。自从多次听了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后，我看到毛的画像，也觉得他“红光满面、神彩奕奕”的，而目光则是“慈祥的”。那天，我感觉到的目光大概就是慈祥，那慈祥的目光鼓励我们红小兵起来革命，保卫革命江山。一想到自己岁数这么小就开始保卫毛主席了，并且毛还支持着我，那是不能不激动的。 除了激动外，我还有些得意，因为好些同学正围着看我写。 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出来造反的。 我在班内当了几年的学习委员，又当班长，有一帮子自己的人，于是，这个战斗队一成立，就有七、八个同学加入了，我，自然就是队长了。 由于我们年龄小，只能是“红小兵”，而不是“红卫兵”。这多少令我有点遗憾，因为当时流行着“革命不分前后，造反不分早晚”的口号。而我私下则认为：造反也不该分年龄大小。我坚信，虽然我年龄小，但也有一颗保卫毛主席的红心。 我们那个战斗队成立后，并没有干什么大事，在校内写过一些大字报，批判校长时，我们站在那里和大家一起喊口号，如此而已。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活动是到县里参加静坐，向县政府的官老爷们示威。从我们文化小学列队走到了中心小学(那时已经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和其他小学的老师学生集合后，走了半里路，走到了我们县城中唯一的灯光球场，就坐下了，是谓静坐。别看就是坐在那，但我的表情和心情都是十分庄严的，我不仅暗暗地并且也公开地下了决心：为保卫毛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种精神没有持续到静坐结束。天冷，坐到九、十点钟，就被大人连哄带劝回家了。 我们战斗队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游行。 那是一个游行的时代。街道上隔三差五的就走过游行的队伍，毛一发个什么最新指示，我们都要上大街走一圈，大喊坚决拥护、坚决执行。 一到要游行了，我就把我的革命战友都喊出来了，排好队，然后，和校内的其他革命战斗队汇合，排成一大长队，走上大街。小县城里热闹事不多，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上街，沿途都有人围观。一见有人看我们，我就觉得特别来劲，身子挺得直直的，脸皮绷得紧紧的，竭力表现出自己是在革命的神态。当然这绝对不是出于表现自己的欲望，而是要显示出毛主席的红小兵的革命气概。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也最愿意压着声音喊：快走！跟上！保持队形。 我还愿意挥起拳头，领着同学喊口号，并且要喊得比别人响。我真的相信，我们这么一喊，敌人就会被打倒了。有时候，沿着城里的路走一圈，就要喊一、两个小时，回家后嗓子常常都喊哑了，但自己一点也不觉得累。就是累了，心中还用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鼓励自己：为了革命，再苦再累心也甜。 文革前，大人都夸我文静，我也自知自己胆小。但自从造反后，我人就野了。就说喊口号吧，要是我一个人，你就是把我推到人前，我也不会那么大声地喊。但是，和大家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我突然什么也不怕了，别人似乎也一样，尤其想到北京有人在支持着我们，我就更热血奔腾了。 一个人时，我是一只羊，但和一群人在一起，就变成狼了，变成了人对人是狼的狼。当然了，是群狼中的一只狼。 正是这种大家都在造反的状态，并且，又有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理论的支持，所以，我就敢反了，什么都敢反，越反越有劲。 我最先反了的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教体育的，他是在文革开始后才来教我们班的。在这之前，我和前几任班主任的关系都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和李老师就是不对付。 导火线是有一次上课，李老师公开批评了我，具体说什么记不清楚了，但肯定是说过你骄傲什么一类的话。骄傲是我的老毛病，三年级的学生鉴定上就写过，但我没怎么样。但现在我却受不了了。于是，我就站起来，批评起自己的老师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文革，我绝对不会站起来，就是感到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敢与老师顶嘴。但当那天我站起来后，从此后，我的性格和人生就全变了。 不久，李老师到我家家访，正好我妈妈在家，他指出了我的一些缺点，这可把我吓坏了，也气坏了，恨老师居然来告状。一直到天黑了，我还不敢回家。后来哥哥把我找回去了。母亲没有打我，但告诉我要听老师的话，说哪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的道理。 但母亲错了，那时的道理就是学生要不听老师的话。 我在学校中还是与李老师对着干，不久，李老师又去来我们家中家访。我妈妈还在生产队地里干活，李老师就坐在了我们家的炕头上。在等我母亲的过程中，他和我哥哥聊起来了，但他们分别属于文革中的不同派别，聊着聊着，就辩论起来了。我母亲回家一看，笑了。李老师走后，家人都说李老师太年轻了。 李老师没有被斗过，我也没斗过他，就是顶他，还给他写过一张大字报，说他对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态度不好，大概就把他的问题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 信主后我问自己，当年自己小小纺年纪，怎么也造反了，革命了？ 渐渐地我反省方，其实早在我造反之前，我的脑袋里就已经形成了打倒、革命、造反和暴力这一套思维方式了。 生活在县城中没有我想象资本家的天地，我心中的敌人主要是地主和富农。我眼见的几个过去的地主我都觉得他们不像，就是说，他们不够胖。在我的心目中，地主都是拄着根文明棍，挺着个大肚皮的，肚子里装的全是坏水，他们的表情也永远是阴暗的，肯定不会笑，顶多会冷笑，而他们心中想的就是如何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 凡是敌人就都是坏人，这个观念模式已经牢牢地刻在我的心中了。现在需要的只是具体地把谁放进敌人这个概念中。 对待敌人该怎么办呢？打倒。 语录上都说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在小说和电影所看到的革命英雄，他们就是在牺牲前也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厄倒国民党反动派！ 用什么来打？暴力，从拳头到大炮，从大刀到机关枪。 用革命暴力打倒消灭一切敌人，这就是我的革命思维的基本观点，并且，我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观点，代表了历史进步。 父亲管教我们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这种革命的思维方式。父亲的法宝就是“大棒子”，但从来不加“胡萝卜”。他的名言就是，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揍死你！我很少挨打，但打的几次都绝对造成了震憾性的效果。我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父亲第一次打我的概况，是母亲在我长大后告诉我的。我刚刚三岁的时候，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探亲，给了我一块糖，我舔了几下，父亲就逗我，要我把糖给他吃，我没有给。父亲又逗了两、三次，次次都被我回绝了，于是，父亲就火了，照着我的屁股，狠狠地就揍了一大巴掌，吓得我连屎都拉在裤裆里面了。 要不是后来母亲亲口对我说，我根本就不会信有这么一件事。但我现在明白了，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下意识中。连我父亲多年后都笑着对我说，打了你那一回后，我再跟你要什么东西，你都乖溜溜地赶快就给。父亲很少打我，但他的这种方式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使我从小就相信：打，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这种打的方式不是我父亲的专利，邻居家的大人们，教育孩子也经常是大打出手。有一个和我小一岁的小伙伴，挺淘气的，他从小就挨父亲的打，一直打到他中学毕业。有一次，他父亲扒光了他的裤子，用厚厚的皮带抽得他昏死过去。大人劝他父亲时，顶多就说：他大哥，你下手下得太重了。从来没听说不该这么打孩子。 对于孩子，打是该打的，但下手别太重了，打几下就行了，这就是流行在我们大院中的公理。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我们那个胡同中也通行这个教育孩子的公理。 我在社会中所受的教育，也是“打”字当头的，像什么无产阶级江山是革命先烈打下来的，什么跟随毛主席打天下，什么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至于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这口号我从小一直喊到大。 就这样，到了毛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时，我在心理上早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具备，只待东风。那东风就是：造谁的反。而这个结论也有了：毛主席叫我们造谁的反，我就造谁的反，并且一反到底。 那么多年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造反，只不过是奴隶似的跪着的造反。反是反了，但却是按照圣旨去反的，只反那些伟大领袖要我反的人。至于这些人该不该反，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始终是圣旨是什么。而对于那个圣旨本身，对于我心中的神明，我是从来不敢反的，就连想到反这个念头，我都觉得是罪过。 我更没有想到，我这种革命造反的思维方式，是在上面反复的宣传和教育下，被我真诚地接受了。这本身就是悲剧：自己满脑子轰轰烈烈的造反思想，但这个思想之所以能产生，正是由于自己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或者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思想，是由于自己以最驯服的态度接受了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的造反思想的形成，正是自己的思想被驯化的结果。 只有一个被彻头彻尾被驯化了的人，才能产生如此狂热的造反思想。 一直到文革后期，我在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政治系教书，我还是给同学们讲“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然规律”，讲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自己被洗脑了，再接着帮助洗别人的脑，并要他们相信，斗争是唯一的革命正路。 现在我清楚了，正是那么多年中在我头脑中形成的暴力革命的思维方式，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思维方式，才使我那么小小纺年纪就毫无顾忌地就投入到了造反之中，因为这种号召造反的最高指示，正好与我的革命_斗争的思维方式一拍即合，它在我的心灵深处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基础。 多少年来，即使我厌倦了革命，暴力与斗争，但我还是深深地受着以往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在精神上，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直到我看到了耶稣，我才看到了一条新路。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 福音书中有一个最令我感动的故事：耶稣昔日的门徒─犹大出卖了耶稣，当犹大带着兵丁来抓拿耶稣时，彼得拔刀而起，但耶稣却命令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甚至仍然称那位叛徒是“朋友”，给他留下一次悔改的机会：“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就作吧。”而耶稣最打动我心灵的祷告，就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为那些迫害他的人所作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这一切都宣示了另一条路：爱之路。 圣经上说:上帝是爱。 2。18。2002 于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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