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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九九年，在微风吹拂，毛毛细雨的日子，我们在上海成功举办了“廉政文化研究”活动，晚上回到酒店，十分欣慰，多年辛劳的心血，初获成果。但午夜醒来，见窗外夜空灰沉，想起所见的高官，街头骑自行车汹涌而过的百姓，还有所认识的无数知识分子，忽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多亿的人民，穷一生也不能关怀得尽，什么时候中国能更开放，更自由，更有法治呢？还有在印尼常被危机包围的华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同胞，中国人的需要何等大，而我是多么有限和软弱，体能已在奔波中衰竭，愿意付出工作的人又如此少。我本求淡泊的日子，但上帝却把中国的使命及那不容己的悲情放在我心中，使我不断在世界各地奔跑。中国啊中国，什么时候骨肉之亲可以得更大的幸福呢？就在这凌晨深沉之际，我哭得像一个孩子。多么遥远的道路，多么沉重的责任，自己又是如此渺小微弱。 转眼新世纪来临，二○○○年北美大雪飘零的时刻，我和太太到美国中部的山中静修。山林的宁静，让我有机会反思人生与历史，我们可以为中国人多年的苦难悲痛，为中国问题之繁复而哭泣，但也须冷静地全面检讨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中国的近代历史曾经发生过很多改革和变化，但又多次走回老路，历经波折，近期总算走出新的社会文化条件。我们须重新检视作为中国性的价值和糟粕在哪着，思考如何以中国的性格走出一世界性的新路来。这中国性格的起点是什么呢？是封建毒根，还是仁义价值呢？ 李慎之教授最近寄来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是否不断重复过去的历史悲剧，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毒根？为此我在温哥华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邀请卑诗大学汉学家杜迈可、丘惠芬两夫妇和我发表观点。参加者不但有来自中、港、台及东南亚的百多华人，甚至还有俄罗斯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不是专制主义的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和李慎之很熟悉，知道他一直在对过去的中国文化历史作很深很沉痛的反思。这当然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在他生命中应该是最锐进的年代，思想、人格也最成熟，最有精力去贡献社会的时候，却偏偏遭到了中国多次的灾劫。他以亲身感受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的。而他所提出的这问题亦确是需要深入面对的课题。我自己对此课题作了一深入的思考，我首先在方法论上还历史一个公平，将一些人物和处境放在历史大环境中评论，而后再评价其对现今的得失，如此才能对中国文化有一公正的评述。我们先须认清楚，对中国历史来说，封建一辞需用在周代才正确，而专制一辞也不必加“主义”来描述，因那是一现实的制度和文化，不只是一种主张。响应中国历史，周朝的封建并不算专制文化，实际上那是地方与中央的一个权力的分配，而且用一种礼治文化统合把不同的实力调协和谐，虽然有天子，但不是一人独尊，只是诸侯的共主。那个时候的政治文化崇敬上帝，《书经．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上天尊重人民意愿，亦要求天子有道德，以人民为本。到孟子时总结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德治理想，希望由有道德的圣人来统治，不只是君王要求人民有道德，君王自己也须有道德，所以人民和君主基本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此为中国原本政治文化的理想。 中国政治文化到了秦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秦始皇自称皇帝，僭用自古“皇矣上帝”的尊号，自视为神，把上帝从超越的世界拉下来，统治者变成神。过去，最高的神是在超越的世界，不和统治者等同，故君王有错，人民可按天命而革命。但秦始皇以后，统治者就等同神了，再没有一种超越的真理可以用来批判统治者的权力，这就形成专制，即李慎之所谓皇权主义。汉武帝进一步利用儒家，把这种权力变成一种伦理的地位。皇帝不但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还有伦理上三纲五常中的最高位，皇帝永远在伦理上处于不能替换的，像父亲一样的终身高位。这样，中国政治权力的转移只能靠农民革命，革命成功者成为新皇帝，二千年来连民本精神都消灭了，遑论西方的民主。 但是，我们在分析这种专制制度时，仍要公平地评断，回到二千年前的那个历史环境。秦汉年代的文明，比同时代世界其它各地的文明，还是很先进的。在罗马历史中，公元前三十年屋大维在争夺政权中打败了安东尼与埃及艳后，成为前所未有的权力最大的人，在公元前二十九年被称为奥古斯多。他渐渐废掉共和国体制，建立帝国政治。奥古斯多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是一种神的地位，他同时又称为imperium maius proconsulare，即拥有绝对权力的大帝，其号称与专制权势和中国同期的皇帝一样，都以统治者是神。而罗马政治上还有禅让的制度，让贤能的人接任大帝，但结果除了所谓五贤君外，三百年来还是非常腐败。原来禅让也不是真的理想，谁有权，有兵，谁就可以得到禅让。以后罗马政权转移都十分混乱，历史学家曾嘲笑罗马帝国后期，没有一位大帝死在着上，因为全都在权争或兵变中被杀。不过罗马建立了比较好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精神后来在西方影响很大。在进入二○○一年新世纪时《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专题讨论历史上公元一年的世界，特别提到与罗马并列的高度文明汉帝国，文章说当奥古斯多以为自己最了不起的时候，如果他看到中国当时的汉朝，也许会谦卑一些，大汉文明虽然亦是皇权，却还有一种比罗马帝国更和谐的文官政治，以礼治而不是以法治为本，比较宽和而稳定。如果我们把它放回中西历史脉络来看，从汉帝国到唐帝国，虽然是皇权至上，在当时的世界文明来说，并不算最坏的政治。只有当它延续到当代，我们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才批判其落后。 中国的皇权主义发展，最严酷可怕的其实是明朝。本来，汉唐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僚系统还有某一种议政权，对专制有一些平衡，但明太祖一面取消宰相，一面廷杖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侮辱，也破坏官僚系统的尊严，成为一种消灭清流的政治文化，到现在已有六百多年了。但想不到在中国皇权主义发展到最腐烂、最可怕、最极端的时候，西方却产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重视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价值和尊严，也强调上帝将权力赋与人民，人民再将权力赋与君主，开始向完整的现代化迈进。西方的进步，始自文化上的更新，可说是固本培元，孕育出各种可见花果，包括科学、民主和经济进步。而我们在这数百年文化上则很少向这方面发展。一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致良知，但并未能引发重视人性尊严的文化，王阳明反而自己领兵去镇压广西瑶族少数民族。而王学后学则高谈神秘的天人合一，及无善无恶的心体。文化走向神秘，而非走向理性，同期政治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残暴不仁，迫害忠良，甚至还出现了东西厂的特务政治。清代初年曾有一段仁政的时候，回复德治的民本理想，但雍正年间更兴文字狱，干隆则再把专制政治推到最高峰，摧残知识分子士气。可以说明清六百年，中国才是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中开始远远落后，专制政治达最高峰，文化腐烂，而迷信兴盛。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并非偶然出现，而清末到民国，我们始终没有走出西方那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的道路，在非常长的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人们的自由性，人的创造性，是受到压抑的。 回顾一世纪的沧桑，中国改革开放才二十多年，真正稳定而进步大概有九年。要求中国马上追上西方几百年走出来的水平，恐怕不甚公平。高喊铲除专制毒根口号，也有点斗争味。我觉得中国刚刚发展出百年未有的和平稳定时刻，并不需要新的激烈口号，却须实质地寻求中国文化的固本和更新，建立真正走向现代的文化土壤，使人性的平等尊严价值生根在文化中，也以爱心和宽恕来消除因怨愤心灵形成的仇恨毒素，专制和腐败才会瓦解。回顾西方数百年的民主发展，能在后来成功，在其背后有强大的宗教和道德之精神动力，使每次激烈冲突后，不会产生大乱，却能迅速凝聚成一新社会，并无藉改变而成为人人贪腐的后果。反观中国，明清六百年加上文革的激烈，消灭了最崇高的精神文明，若在民族心灵真空下追上现代化，有了新的自由空间，加上制度未完善，马上就会产生腐败。 我作为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学者，从人类全球的视角看现在的中国，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国家，也不是古代的专制国家，却是在作一历史重大的实验，尝试走出一个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事实上在历史上很少有像中国现在这样制度的前例，如果有的话，罗马共和国的年代有一些相似之处。罗马共和国制度是由精英执政的团体来主持行政，同时有元老院，也有人民代表大会来监察，是一个集体领导而又容许有议政平衡的制度。中国现在已摆脱皇权专制，八二年的宪法也明定主权在民。这是历史上真正在宪法中确立了一个公民社会的特质，而且根据研究，中国也在形成一个公民社会，人民的自由空间是大大提高，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处境，具有中国历史上未有的各种可发展的条件。从古代标准来说已经是一个治世。但是，它还没有完成，就全球、世界范围来说，还需要化很大努力才能追上西方现有的水平。中国还只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理想，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似乎应重提一个新的理想，例如在未来的中阶、远阶是什么样的法制、民主呢？有无一民主和法治成功的时间表呢？还需要详细深入地探索。我觉得中国在从传统的落后、专制和苦难着摆脱的过程中，须注意几点： 一、对中国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须有全面的检讨和忏悔，以悔悟的精神去更新文化上的弊病，改正民族的劣根性。 二、对历史上因着错误而来的苦难不须心怀愤恨，对现有的不足亦不必灰心丧志。我每次想到中国的问题，都是用圣经一句话来勉励自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既是深深地爱着那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那广大博厚的大地，那亿万的人民，就要以爱心化解愤怒，对过去的错误有宽恕，对现今的不正现象有忍耐，以无尽的爱心，盼望中国能克服难题，以无比的恩慈，去关爱曾受过伤害的心灵，也以不挠的毅力，去参与这改革进步的大时代。将美善爱心与宽恕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灵魂中，这才会长出真正新的非专制文化。 三、对中国历史的光辉，我们须作有感情的投入和肯定，但绝不要因此以为中国文化是天下第一剑，不要自满自足，自以为超英赶美。我们须全面谦卑地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价值，且明白西方的进步不单来自其表面的物质成果和健全体制，还来自其深刻的道德、宗教和灵性内涵，须加以参照和吸收，而非加以嘲笑鄙视。 四、对中国的发展，须让历史依正常情况，走出成熟的条件，不要以为单单搬取西方一些民主形式过来，就可能马上变得像西方一样成功。我们期待中国用五十年来追上西方的四百年，已是很快速的了，如今走了二十年，还有三十年的发展，我们须耐心去等待，也不断努力去促进其进步。 最近中国派出大批官员到西方国家学习或进修，这个做法相当好，培养了新一代的眼光和学问，胸襟比以前宽广。相信直至各种新一代的人物出现，几十年甚至百年来的痛苦包袱慢慢就会过去。 五、不要以为西方就是西天极乐世界。我由于在西方读书和工作多年，对西方文化作过从头到尾的考察，明白西方也有很多问题，如将人权凌驾在责任之上，将自由凌驾在道德之上等，形成道德与美善风气的全盘毁灭，也形成教育素质低落，及社会伦理的分化与斗争。我们要警惕它的弊病，不亢不卑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须摸索自己在全球先进国家的定位，发展出一个走向后现代的民主、自由、法治，同时又有道德、文化的新年代。现今中国所谓的三个代表论，所谓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对人民最幸福的制度，均要付出很大代价去理解其独特的先进在何方。一切急不来，历史的条件终是一步步发展，只要继续开放，改革，并有一个长远的民主蓝图和时间表，就总会接近这理想。中国末来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将面临更重大的改革，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但我们需要有信心相信未来会更好，因我们相信宇宙是有终极美善的价值存在，让我们去追求、探索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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