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象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我颇为困惑。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

    第五章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在《基督教科学观》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出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了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

    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r．Donald E． Chittick）在他的《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 The Controversrsy：Roots of the Creation Evolution Copflict)一书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象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

    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水文（W． Thomson， Lord KelVn）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一千五百万年到三千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开尔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故地称开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接受了与化行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地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我个人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池迪克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中。寇尔森博士（Charles Colson）在《当代基督教与政治》（Kingdoms in confilict）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设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题。’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七十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趋向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

    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因为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作彻底的了解和慎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使人们以为，在课堂教授的，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

    其实不然。在我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我上大学时，我国仍与苏联亲密，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

    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不是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Colin Patterson）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作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才能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转引自詹腓力《审判达尔文》 P21）

    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脱 （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前年我到一所大学访问并作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前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率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后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吁嘘：他是学物理的，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

    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后，如果你现在仍相信进化论，也望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作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作深入思考，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行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第二种称为神导进化论，第三是微进化论。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 Dr．Henry M．Morros）所著的《科学创造论》（ 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谓其代表著。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一千四百年前是今天的两倍，二千八百年前是四倍。以此类推，七千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一万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远久。

    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象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字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确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他们用“一日千年说”来统一圣经的记载和关于地球年龄长久的说法。

    我本人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参见<创世记>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记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

    这正如潘柏滔在《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记头数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记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暗昧不明了吗？”

    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四十亿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猿分手大约在七千万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为标志）也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也仅有一万到几万年。我个人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而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我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

    865年美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署的关于宗教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溥德伦（Bodeian）图书馆。其宣言如下：“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吾人于此，深感遗憾！

    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

    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吾人为之痛惜。

    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其实只是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

    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非常亲切、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决不会彼此相悖：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象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

达尔文与进化论

    180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格兰靠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Shrewbury）。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十六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 （Christ's College，Cambridge）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于 1831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象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 Erasmus Darwin,1731-1802）是一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物学》（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同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转引自潘柏滔《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P30）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尔文的父亲（ Robert Darwin）的不信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尺二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乌雪主教（ 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进所在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致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 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Willain Paley）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过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记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题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1837年），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 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机制。

    在此后二十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1913）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 Joseph Hooker，1817～1911）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 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与华莱士发表了自己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而已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瘁于 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这个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

    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霍浦夫人（ 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记。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作个例子。“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她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戚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什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译自 The Shining Light）

    从这段记述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 Ian T．Taylon ）在他所著的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丁霍浦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 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那么，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中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的六个月访问的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 1903 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 28日），他仍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霍浦夫人访问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个故事是谁编出米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霜Emma Darwin。Elnma比达尔文多活了 14年。Emma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她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广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所以她曾让人在达尔文故后的年鉴在出版前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浦夫人”的出现也许是Emma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抬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

第六章主要参考文献

1．潘柏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更新传道会，台北， 1987年。
2．梁斐生著，《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3．李志航著，《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雅歌出版社，台北， 1993年。
4．Phillip E．Johnson，Darwin on Trail,（钱锟等译，《审判达尔文》，中信出版社，加州，美国，1994年。）
5．Donald E．Chittick，The Controversy．Roots of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flict（曾文斌译，《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天道书楼，香港， 1993年。）
6．Henry M．Morris，Scientific Creationism，（韩伟等泽，《科学创造论》，更新传道会，台北，1991年。）
7.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1993年。
8．Ian T.Taylor, 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TEE Publishing,Toronto,1984.
9．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1958
10. Charles Colson,Kingdoms in Conflict,（陈咏译，《当代基督教与政治》，校园书房，台北，1992年。）
11．张郁岚著，《到底有没有神？》，台湾福音书房，台北，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