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的信仰，说明它是植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与科学、理智不悖的客观真理。其目的乃是希望尚未相信耶稣的同胞能认罪、悔改，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作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而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成为神家的儿女。大家会想，我有什么罪呢？我为何要认罪悔改呢？我自己就能主宰自己，何必还要去找一个救主呢？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还得追根溯源，从人的罪性谈起。

    罪的问题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题目，不象讲“爱”、讲“恩慈”那样悦人耳目，倒很容易使人反感、拂袖离席而去。但罪绝不是牧师或传道人为叫人信教，以便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发明的。据说一位白人一次到黑人社区发表竞选演说时，为了取得黑人选民的认同，他竟脱口而出地说：“别看我的皮肤是白的，可我的心和你们一样是黑的！”这虽是一则笑话，但却道出了人的本象。

人人都是罪人

    读过《圣经》的人都能感到神责备人的罪恶的严厉。<诗篇>的作者写道：“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十四2～3）《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伯十五14～16）“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大卫坦陈自己：“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五一5）

    新约的作者也毫不怀疑人的罪性。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五31～32）耶稣教训他的门徒时也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太七11）耶稣这种带权柄的教训都是基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人人都是罪人。使徒保罗的一句名言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23）

    法利赛人和文士虽反对耶稣，但他们熟读旧约，深知人的罪孽深重。耶稣的爱徒约翰记录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耶稣传道期间，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对耶稣的教训格格不入，处处设法刁难、反对耶稣。

    一次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的确，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设的一个陷阱。因为按摩西的律法，该妇女应被石头打死。但古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力，一切案件须由罗马政府处置。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妇人，是要把耶稣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治的法律；若耶稣说不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就背弃了摩西律法。这群人自以为得计，不住地催逼耶稣回答。他们以为这次耶稣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他们的圈套了。

    没想到，耶稣不慌不忙地只说了一句话，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此话一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导演的这一闹剧就立刻收场了。约翰的记叙十分生动、细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约八3～11）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除了再次显示了耶稣的圣洁和无与伦比的智慧外，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

    为什么听了耶稣这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个个都走了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无法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个地走了呢？有人说，犹太人有敬老美德，所以让老人先走，年轻人后走。有人说，不然。年长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比年轻人更熟悉《圣经》的教训，深谙自己有罪，故急忙先走开了。不管怎样解释，事实是，除了那个妇人站在原地不敢走、在等待耶稣的宣判外，所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全都走掉了，生动地阐明了世人都犯了罪的真理。

    既然罪的普世性早在新、旧约时代已成为毋需争论的事实，为什么现代许多人对基督教这一教义却相当反感、不承认自己有罪呢？从认识的角度说，这与人们对《圣经》有关罪的教训不够了解、以至产生各种误解有关。

《圣经》中罪的含义

    《圣经》中论及的罪的含义，很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问道，“我不偷不抢，没有杀人、放火，从未被判刑、从未坐过监狱，何罪之有？！”从世俗的观点看，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触犯社会刑律、或触犯了社会刑律但未被他人发现、甚至虽然触犯了刑律而出庭受审，但如果自己的律师辩护有力而推倒起诉的，都算无罪。人们这里所讲的乃是刑事犯罪（crime），没有犯此种罪的人就不是罪人。然而《圣经》中所讲的罪远较世俗的罪的含义深广。

    《圣经》冲讲的罪，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含义，都是“未中鹄”的，或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也就是说，所谓罪，是指人无法完全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神对人在道德上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以色列的伟大先知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十条诫命：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记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牲畜，并他一切所有的。（出二十2～17）

    新约的作者指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是消极地在犯罪，即亏欠就是罪。这些作者也指出另一种犯罪的表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壹三4）。这种罪乃是人用言行直接对抗神的诫命，是所谓“积极犯罪”，如，不顾许多确据、故意不信神，和一切恶行和不义。使徒保罗尖锐地指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一28～32）

    平心而论，谁能说自己与这些消极和积极的罪不沾边呢？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人，虽不一定触犯世俗的刑律，在神眼里仍是罪人。

罪性和罪行

    为明白罪的问题，必须把罪性与罪行区别开来。罪性（Sin）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罪行（sins）则是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所谓罪性是指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由于人的内在的自私的核心，在外在的行为上一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正象《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一15）所以，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而必然要犯罪。或者说，人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人的罪性在孩童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长辈如何教育孩子要大方、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总是表现出以自己为中心。别的孩子有了好玩具，他总是哭闹着非要从对方手里要过来自己玩；但当他自己有了好玩具，是很难被说服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桌子上摆上了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会毫不顾及他人地伸手就去抓。坐滑梯、荡秋千需要排队时，也不知谦让，总是喊着：“我先！我先！”……这使父母们常常叹息，要孩子学“好”就象上坡一样费劲，而稍稍管教不严，孩子就会象下坡一样自然而然地变“坏”了。过去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些现象，现在方懂得这是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罪性使然。

    人的罪性所表现的各种罪行有时是相当令人惊骇和难以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的 1966年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承认。愤怒的红卫兵们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衣服，赤身露体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接着又烧一桶凉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覆地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他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记得当时我听到这种事时不禁打了个冷颤。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竟能干出这等残酷的事来。

    1967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虽然对武斗的发生早有预感，但当武斗真正发生时，我和许多人仍然被血腥的残杀惊呆了。清醒过来之后我们才急忙奔出校园去拦阻汽车，以便把受伤的同学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求治。我们一批批地运送着伤员，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位同学的左眼被打伤，眼球几乎脱出眼眶，另一位同学的肝部被长矛刺中，流血如注……。见此情景，我的心越缩越紧，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劲，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从午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室友见我一夜未归都急坏了，还以为我惨遭不幸了呢。

    这事件已过去快三十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象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问道，都是同学，只仅仅是因政治观点的不同，为何就有人能如此狠心地对对方大打出手、大动刀枪呢？

    上面谈的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整体而言，文化大革命象一个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无可幸免地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有一付面具，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在那场历时十年的动荡、风暴之中，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人自危中，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发迹走红，或为生存的权力，人人都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例外。有真善美的闪光，更有假恶丑的劣行。趋炎附势、望风使舵、造谣惑众、诬陷贤良、落井下石等竟屡见于上下级、师生、同事之间，甚至在夫妻、父子、母女。亲朋之间，闹得天昏地暗。在这个层面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历，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悲烈的教材。

    作为罪人之一，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那一场劫难中，我虽自认为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为了表示自己“紧跟”、“革命”，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羞愧、悔恨不已。

    人有犯罪的天性并不是说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或每个人都犯一切罪。人有时也有善行，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等。傅来恩（Leslie B．Flynn）在《人是什么？》一书中指出，“有些神学家形容人的天性为‘完全败坏’。相信新闻记者和警察能证明这一点。……它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良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倾向犯任何一种罪。它也不是说，人不可能有任何善行（例如帮助生病的邻居，捐款给联合国基金会等）。有些罪犯还自愿被当作医学上的实验品；而不良帮派的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物温柔无比。一位醉汉被人发现倒在爱丁堡（Edinburgh）的人行道上，他手中仍紧紧抓着一个玩具娃娃，那是他买来送给他生病的小女儿的。显然，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混合着善与恶。”

    我曾读过一本小说，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她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冲入烈火中把困在火中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抢救出来，他自己却被烧得遍体鳞伤。营长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也成为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事发后，他被押上军事法庭。

    小说的作者在跋文中问道，“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为什么善与恶、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这一沉重的问号也长久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才慢慢明白了，何止这位营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象这位营长一样混合着善与恶，只是善与恶的强度、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

    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却要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指社会的法律。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表现出来。一旦社会律法的运作受阻，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立刻胡作非为，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趁火打劫。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常情况下，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发生时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

    1975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水库大坝决口，一个个村庄被大水夷为平地，铁轨经大水冲击，竟被拧成麻花状。被大水冲到安徽省、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来的就逾万人。各级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抢险。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

    在救灾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确有人趁人之危、为非作歹。一位干部与一名妇女同被困在一个高地上。在与世隔绝中，这干部便放肆起来。面对一片汪洋，无助的妇人只好任他反复强暴，直到被人救离险境。有一名抢险队员划着一条船、手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见人见物就钩住救上船。可当被救人的双手扶着船帮要上船时，这位抢险人员见被救人手腕上戴着手表（当时手表是贵重物品），于是他把对方的手表掳下来归已。因怕对方事后告发，抢了手表后他不让被救者上船，而且狠心地再把对方按进洪水中。他如法泡制，得了数块手表却害了数条人命。

    另一名抢险队员见一名少女从上游冲下来，见他后大呼救命。他见这女子相貌姣好，便对女子说：“我可以救你，但我把你救上来后你得跟我过活。”女子听此荒唐要求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这位队员见她不允，竟见死不救，任她被水冲走。前面这两人事后都被枪毙了，而最后这名队员是被就地正法的。这名少女顺水冲下一里多地后幸被一名战士救起。上岸后这位少女一直哭泣，战士得知真情后怒不可遏，由女子领着去找那个队员。找到后，这战士把该人拖到一边，当场开枪打死。

    大家也许会奇怪，这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何故敢擅自开枪杀人？是的，在正常情况下，判死刑、执行枪决必须履行很多严格、繁杂的法律程序。但在非常形势下，普通士兵就被赋予“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否则不足惩治邪恶、维护社会平安。傅来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的伪饰之下，深藏着的是人类的败坏。”

    人的罪性如何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也要受主观条件的影响。有的人对良知比较敏感，有的人则麻木、迟钝；有的人看重名誉、脸面，唯恐遭人非议，有的人则不在乎他人如何议论，只要能得到实利就行；有的人眼光比较长远，信奉“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愿为蝇头小利而损害自己的远大前程；有人则目光如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喝凉水，”只图眼前一时快活等等。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差异，人的罪性的表现方式及程度也随之而异。这就是为什么小孩的罪性最易表现出来的缘故。因为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前程”，不知“人言可畏”，不计任何“后果”，他们想什么就做什么，把内心表露无遗。然而，对成人来说，主、客观因素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但对内在罪性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人的这种罪性或私欲是人的本性，生而有之，根深蒂固，无法自己消除掉。正如《圣经》指出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十七9）

如何判断是否有罪？

    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罪，除了没有弄清楚《圣经》关于罪的含义、把罪只等同于世俗的刑事犯罪以外，还因为他们对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罪不够明晰。

判断的标准

    判断人是否有罪的标准不应该是人的世俗的标准，而应该是神的圣洁的标准。用世俗的标准，有时很难判断。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混合着善与恶，而且私欲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有的贪生怕死，有的贪恋女色，有的唯利是图，有的则热衷名誉。有人坦露无遗，有人则隐晦难测。这就难以比较，说谁比较好，谁有罪而谁无罪。何况，世俗的标准是相对的，不时在变化之中。二十年前，在大陆犯奸淫罪是最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的了，可现在，婚前同居却日见普遍。在“性解放”的国家，非法性关系成了小事一桩，使人心安理得了。

    再则，即便有人表现出的道德水准比另外一些人高一些，但仍不可能除掉私心，不可能不犯罪。若用世俗的标准，虽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并非无辜，常有闪失，有见不得人的念头、行为，但却仍不时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我安慰。耶稣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义”的骄傲心理持尖锐批判的态度。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阿！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十八9～14）这个法利赛人的外在的道德水准可能比这个税吏高，但在神的眼中反不看为义。因为此人同样达不到神的要求且又毫无自知之明。

    我们判断是否有罪，只能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就是前面谈到的十条诫命。人不论怎样努力修行，由于自私的核心无法根除，皆无法达到神的标准。对此，《圣经》也有生动的论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着着他，就爱地，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哪？！”（可十17～24）

    每当读到这段经文我都被震动。除＜马可福音＞外，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使我们知道这个向耶稣求问永生之道的人是一位少年官和少年富人。耶稣对人的败坏向来是毫不留情、严加鞭笞的。但这次似乎是个例外。当耶稣听这位少年人说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诫命时，“耶稣着着他，就爱他”。可见这位少年人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以至赢得了耶稣的喜爱。然而当耶稣要他变卖自己所有的，分给穷人，并要他跟从他时，少年人就不能遵从了。他听见耶稣的这一吩咐后，“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

    《圣经》的记述常常是这样生动、细腻、深刻。作者没有说明这少年人的脸色是怎样变的，为人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我想，当这少年刚来到耶稣面前时，由于有钱、有德。受人好评，一定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当耶稣谈到诫命，而他告诉耶稣地从小就遵守了一切诫命时，可能颇为自鸣得意。当耶稣用爱眼看着他时，这少年一定喜形于色，以为自己无疑可以承受永生了。然而，听到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时，他必定一脸困惑：我不是一切都做得很好了吗？还会缺少什么呢？而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命令更使他先惊愕、后犹豫，最后变为忧愁。

    这位少年人离开了耶稣。他不是“嗤之以鼻”地拂袖而去，也不是“怒容满面”地扭头便走，而是“忧忧愁愁”、步履迟缓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陷入如何取舍的痛苦挣扎之中。他渴望求永生，也相信耶稣能指引他得到永生，否则他不会跪着求问耶稣。然而他又贪恋自己的钱财，贪恋世俗。他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只要按耶稣的话去做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而且可以承受永生；但他难以按耶稣所说的话去做。他多么希望永生和世界可以兼得！然而当他只能取其一时，他思想发生激烈争战。他清楚地知道，不照耶稣的话去行就得不到永生，不跟从耶稣就没有永生。可惜在世俗私欲的捆绑下，他身不由己地、满心不舍地、一步一步地离开耶稣走了。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八7～8）这个少年反映了人类的光景，血肉之体的欲望根深蒂固使人们难以服从神。按世俗的标准，这个少年人是比我们许多人都更有道德的“好人”，但按神的标准，他仍是一个不能得神喜欢的不义的罪人。

    前面已谈到神的标准就是十条诫命。耶稣深刻地指出了十诫的精髓所在。“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二十二35～40）这两条看似简单，却是极难做到的。

    首先说“爱神”，如果至今不承认有神，或虽承认有神，但不承认耶稣是神，或虽知道耶稣是神、却不敬拜他，这种人当然谈不到“爱神”。即使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开始爱神了，但是真要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又谈何容易呢。我们可以在一时一事或较长时间地、在较多事上顺服神，但人对神的信靠、顺从总是断断续续的，难以做到每时每刻、永永远远尊神为大、一生一世爱神、顺神。

    我国圣贤孔子也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即自己不愿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对的，但是消极的。而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已”，要象爱自己一样主动地去爱别人。这是更高的要求。记得当年在查经班讨论时，一谈到耶稣有关“要爱你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五38～44）等教训时，非常不理解。我们过去所遵从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如果任人欺辱，还要反过来去爱他们，岂不太有失个人的尊严了吗？后来我们慢慢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我们去爱人的恶行，乃是爱有恶习的人；我们的忍让并非姑息迁就，乃是要用爱心去感动对方弃恶从善。

    然而，道理是明白了，却仍然无法做到“爱人如已”。有时我们会深陷于一己的事务之中，以至无暇他顾，去关心、帮助他人。有时我们也会去爱别人，但往往只能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或那些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这种回报不一定是什么实质的报偿，但起码是一声“谢谢”或一抹感激的眼神，表明对方知道我们在爱他。可是当我们全力去关心、帮助一个人，并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以恶相待时，我们就无法忍受了，会火冒三丈，痛恨此等竞如此恩将仇报、不近情理。我们也许找机会回敬他一下，让对方知道我们并非智能低下、任人愚弄之辈。我们也许从此与之断绝往来，“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无论如何，我们难于与这类人作朋友了。虽然事后也许还会在有事时帮他一把，但这只是让大面儿上过得去而已，爱心却没有了。

    我本人就有这种亲身遭遇，使数年的同窗之谊化为乌有，并从此天南地北，各奔前程。不期几年后又被调到同一个地区工作，常常见面。我并未寻机报复，但与他极少交往，形同路人。接世俗的标准，我的姿态算不低了。

    只有比较，才能分出真伪、高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爱。耶稣本是无限荣耀的神，为拯救沉沦的世人，不惜降世为人，自己过着贫困的生活，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要人们悔改、回归，多次行神迹奇事，治病赶鬼，解除人们的痛苦。但犹太人却反目相待，虽找不出他有任何过犯，仍怂恿罗马巡抚使耶稣惨遭钉十字架的酷刑。如果我们处在耶稣的地位，恐怕再通达的人也难免要对犹太人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了。出乎意料的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受剧烈的痛楚时，面对那一群大声咒咀他的犹太人，他却对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的爱是世人无法相比的。有耶稣这面镜子，谁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爱人如己”的标准了呢。

·罪与罪行并重

    深藏在人思想隐密处的罪性，不仅他人看不见，甚至会向自己掩饰。但神是鉴察人心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四12～13）

    去年是伦琴发现X射线一百周年。《中国科学报》（海外版）在 1995年12月25日发表的张能静的文章＜ 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一文中写道：‘1895年12月，伦琴向‘德国维尔茨堡物理医学学会’提交了自己的工作报告‘关于一种新射线’。几周之内消息传遍了世界一人们为一种射线能看到自己的骨骼、腑脏感到震惊和畏惧。美国在得知这项成果的第四天就用X射线为一个病员找到了子弹在体内的确切位置。也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很快通过一项今天读来令人捧腹的法律：禁止在观剧望远镜中使用X射线，以保护少女的衣装不被看透。”X射线的发现不仅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而且在哲学、认识论等方面也有深远意义。伦琴当之无愧地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位得主。

    但我引用上面这一段话，主要是说明人们对暴露自己所感到的恐惧。然而，神的鉴察比X射线更可畏。神可以把我们的魂与灵剖开，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辨明。主耶稣的教训真比两刃的剑更锋利：“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五27～28）将来耶稣再来时，每个人一生中的心思、言行都要面对面地对神作出交待。“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十二14）

    面对神的标准，谁敢说自己一生的行为无可指摘，自己的心思意念洁白无秽呢？谁能说自己无罪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壹一8）每个诚实的人都应该能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事实。

人的罪性从何而来

    人的罪性更是无争的事实，但对人的罪性的根源却众口不一，长期争论不已。进化论者说，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因而人身上必然残存着动物的本性，即为生存而斗争的兽性，并认为这是人的罪性的来源。因为人也是动物，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权力，必然会保护自己而与他人争斗。按这种观点，人的罪性乃是符合情理、天经地义的。但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首先，它立论的基础（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在第六章已有较详细的讨论。人不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而是神亲手所创造的。其次，人的罪性何止是因为生存竞争呢？人在温饱有余之后，仍往往表现出对名、利、权力的贪得无厌：人在自己通达以后，仍常常会对那些于自己的生存毫无威胁的人生出嫉妒、狡诈、残忍。这些都不是用人的动物性能够解释的。

    更多的人认为人的罪性是后天的，与教育有关。我国历来有荀子的“人性恶”与孟子的“人性善”之争。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的恶性乃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不仅我国如此，西方也有类似看法。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的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九世纪的西方呈现一派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祥和气氛。很多人，包括不少基督徒，对世界的前途都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不断提高生产水准、发展经济，使人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只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能分辨善恶，人类社会就可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然而， 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目瞪口呆，战争中暴露无遗的人性的凶残、暴虐，把人们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

    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提高，并不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水准自动升华。教育使人明大义、辨是非、知法守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但却无法改变人们的罪性。教育、知识可能使人们行事小心谨慎、恪守社会法律，但这只是在压制人的罪性或使罪性以更加巧妙、更加隐蔽地表现出来。气候一适宜，这些罪性立刻会爆发出来。不久前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则故事。一个来自一个有吃人习性的部落的年青人到美国求学，完成大学学业后又回到自己的部落。几年后，他的一位同学从美国去探望他，发现他又恢复了食人习惯，非常惊愕，百般不解地问道：“难道在美国的多年教育对你的生活习性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吗？”他却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有影响啦！我现在吃人肉时已改用刀、叉了。”

    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有改革社会的良方，人的罪性就会逐渐消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据说有一次《泰晤世报》举办征文比赛，征文题目是《现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少人投去了洋洋洒洒的大部头文章，但有一个人的文章只有一句话：“编辑先生，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我。”一语道破，入木三分。是的，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乃是人心不轨。如果能把爱己之心变为爱人之心，小到家庭、朋友之间，大到民族、国家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虽有许多志士仁人、改革家应运而生，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然而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宝座时，过去深藏不露的罪性开始蠢蠢欲动、逐步表露甚至恶性发作，于是开始蜕化、沉沦，重蹈其改革对象的覆辙，进而被新的一代革新者所推倒、取代。如此往复不止，令人兴叹不已。并非都是改革的宏图不可取，而是实行改革的人的心灵不够纯洁，无法将改革进行到底。社会改革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暂时和比较表层的好处，但不能触及人心。人的罪性不除掉，人类社会就无和平繁荣、长治久安之望。

    人们逐渐悟到，人的罪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也不能用人为的方法除掉。人的罪性的根源，在《圣经》中有清晰的论述。在神创造的第六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一26）‘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二7）尔后神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亚当的妻子夏娃。亚当、夏娃被造时是完美的、圣洁的，因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一31）亚当和夏娃被神安置在伊甸园负责修理、看守。神明确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16～17）

    可是在魔鬼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悖逆神的旨意，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他们与神断绝了交通，带来了灵性的立即死亡和肉体的必将死亡。这种灵性和肉体的死亡延及全人类，使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无一例外地变成有罪的人。“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五12）

    人类始祖的罪性的产生乃源于对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对神的旨意不顺服。始祖的悖逆，使人与造物主的交通中断，灵性枯竭，从此陷入以自己为中心的境地不能自拔。他们的子孙一出世就具备利己的私欲，具有罪性。这不是说，因始祖犯罪，神要诛连九族，把罪名强加在其后代身上，使之‘背黑锅”，乃是因为始祖的死亡的灵性代代相传。自私的核心使每个人必然要犯罪而成为罪人。如果一定要问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话，可以这样说：神造人时，人性是善的，但人偷吃禁果之后人性则变恶了；对始祖的后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出母腹就有犯罪的倾向，或者说人性是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