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中文和合译本圣经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译本圣经， 无疑的， 是神给华人教会的特别恩赐，藉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圣灵印证神生命的道，使许多人得救。
自从1807年，更正教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并即开始翻译圣经。 以后，相继来的宣教士，也继续分别译经。至十九世纪末，已经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显然对于信徒的交通和教导极为不便。
1890年，在华各宗派和合协作， 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委员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LL.D., 1836-1908) 为主席，进行译经工作。至1907年，新约译竣，旧约只译了诗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离世。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发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他是最先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给中国的。受美国长老会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东。先创办文会小学，进而中学，于1884年，发展为成大学，名为"文会馆”。 狄考文为首任馆主 (校长)。
狄考文博学多能，精通数理化及工艺。在语文方面，著有官话课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学，三角，几何，代数等课本，是由各课程授课的讲义修编而成。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课本时，采为张本。 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当时外务部同文馆的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为总教习，徵请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教习，是为北京大学的前身。由此可见狄及文会馆于中国文教的关键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1836-1925) 继任主席，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 于1919年出版问世。
富善是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继往通州，担任华北学院及通州道学院的教授兼教务长。他对中文和北京官话研究深湛，曾编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话特性研究等书，是在华西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参考书。他还通晓音韵，了解中文的诗曲词赋，能读能写，造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译过单行本福音书。
译经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后有十四人参与工作；因为有人因教会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补入。但他们都是一时之选，绝不是滥竽充数。如：白汉理(Henry 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 ，文书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 Hykes)，伍兹(Henry M.Wood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钧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无一不是精通圣经原文，而真正通晓中文。译经工作历时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 在1919年出版时， 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他也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
当时译经的困难，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时，还没听说有拼音这回事，更没有所谓国语；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没有方便辑成的词书如辞源，辞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圣经中有关农事农具的用语，则要查日用庄稼杂字之类的僻杂小书。这当然不容易而缺乏标准。在此之外，就得问来自中国各地的助手们。
这本卓越的圣经出版以后，深受教会欢迎。当时，中国正在推行白话文，适时的成为范本。
无论如何，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困难，所译的圣经，并不能完全达到"国语”化的标准；实际上绝对的标准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所以还是称之为普通话较为恰当。一般说来，和合译本圣经里面，有些区域性的语词，对非北方人较难理解。不过，这类的方言，在圣经中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