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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还来不及实施，基督教就进入了我的视野。此前我多次去过教堂，但对于讲台上讲道人我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心中对基督教只有反感仇视和敌对。因为从小，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基督教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总之不是好东西。再加上我的民族感情，总觉得基督教是洋教，它传进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引起我对基督教注意的是一本书叫《老子vs.圣经》的书，这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解读老子，因为老子是道家所尊崇的，我当然有特别的兴趣。 由此为起点，我接近基督教，这是一个长时间挣扎的过程。一个人要接受一种信仰，不排除有理性的因素，但是很可能有比理性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我一次次在理性上反驳自己的选择，觉得耶稣是洋人的耶稣，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但是来自耶稣的魅力实在太大了，我最后终于成了一个基督徒。 走向基督教，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出走。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到，我没有什么好安慰临终的父亲，只有给他背毛泽东诗词，我说：“这个时刻让我感觉到近代的中国人做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资源的枯竭。我们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这种认识是我后来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我还说：“我深深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进行精神突围时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国的天空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的天空已经关闭。中国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权威早已被‘天子'所窃取。由于看不到来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们躲在小巷里彼此狙击，彼此欺诈，彼此杀戳。我们的大地已经荒芜，我们的心灵已经受伤。” 我信了基督教，故乡的亲人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的家乡对基督教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小时候，夜里醒来听见父亲和母亲说悄悄话，于是装睡，听他们继续说。父母的悄悄话没完没了，但至今只记得一次对话，母亲问父亲：“将来咱们的儿子要是娶一个宗教人你要不要？”“白白送我也不要！”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在父母的眼里，“宗教人”，就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不拜神主牌，不祭祖是大逆不道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父亲的一位表姐给我打电话，说道：“儿啊，听说你‘从教'了，祖宗的东西可不能败掉啊！”我家乡的土话“从教”与“宗教”发音相同，我也是心里紧张，赶紧辩解，表姑在那一头“叭”地把电话挂了。 成为基督徒后，我自以为找到了另一种精神家园，找到了另一个文化认同，我们都号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借着日积月累的圣经学习，我对以色列的历史远比中国的历史熟悉。一段时间里，我曾对中国文化和传统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这一方面是继承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另一方面是自以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是水火不兼容的。我的母亲死于看相算命的江湖术士之手后，我曾经愤怒地咆哮道：“我要以一个母亲的代价和黑暗的中国文化奋斗，决不妥协。"信基督教，对于我是一次快意的反叛，是一次伤心的出走。 然而如今，在成为基督徒三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这次伤心的出走正是对中国祖先信仰的回归，上帝正是中国人所引以为自豪的先祖黄帝、尧、舜、禹所敬拜的上帝。 二十岁时刚上大学，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我有有一个雄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重建中国文化和精神。我曾经说：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不在春秋时代，而应到此前的先秦时代去寻找。我们要去发现来自历史的清洁而纯正的精神，复活它，作为我们与世界文明对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依托。 那时我对中国上古精神做过有限的探讨，最震憾心灵的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键，君子因之以自强，但是那时我注重的只是这句话中人本的一面：“做一个自强不息的男子汉。”成为基督徒后，有不少基督徒学者一再说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中国先祖所敬拜的上帝，我都很不以为然。系列电视片《神州》在这方面提出了大量的证据，但我的反应还是冷淡。我觉得基督教的上帝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没有必要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上天信仰扯在一起。《上帝对中国人的应许》(中国出版时改名《骨头里的故事》)费尽心思考证甲骨文，说里头含有中国人敬拜上帝的证据，我也觉得这很牵强附会(我至今仍觉得这本书有不少地方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其中有合理的成份，它的思路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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