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经虽称系从梵本译出，但我们能找出几点理由，证明本经是由中国僧人或佛教徒伪造而成。
一、本经虽称系由唐朝时，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但在唐代所编的佛教权威著作「开元释教录」以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却未收有地藏经。实叉难陀梵名 Siksananda，非印度人，是西域于阗国人。他于唐朝则天武后证圣元年三月十四日（六九五年），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开始翻译佛经，四年后，圣历二年十月八日（六九九年），已译毕「华严经」八十卷。翌年，从久视元年五月五日起至长安四年正月五日止（七○○––七○四年），又译出了「楞严经」等，前后后共译出十九部一百七卷。景云元年十月十二日去世（七一○年），享年五十九岁。
「开元释教录」卷第九，详细地载有他所译的十九部经名：「华严经八十卷，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卷，大方广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一卷，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一卷，大乘入楞严经七卷，大方广普贤菩萨所说经一卷，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一卷，妙臂印幢陀罗尼经一卷，百千印陀罗尼经一卷，救面燃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一卷，右绕佛塔功德经一卷，大乘四法经一卷，十善业道经一卷，大乘起信论二卷，摩诃般若随心经一卷，大方广不生不灭经一卷，大方广如来难思议境界经一卷，离垢净光陀罗尼经一卷，菩萨出生四德经一卷」。我们一看此十九部译经中，独缺所谓「地藏菩萨不愿经」。但现存此经经首却称唐实叉难陀译，可见大有问题。如不是后人伪造此经，伪称实叉难陀所译，将如何解释呢？我们倒十分愿意听听中国僧人对此事如何予以辩明。
「开元释教录」中所载经典名称，其年代自汉永平十年（六十七年）起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止（七三○年）。算起来，在时间上，较实叉难陀译毕全部佛经约迟二十六年。因此，此目录中卷第九，不单记有他译的全部十九部经名，还详细地记有实叉难陀的传记，「沙门实叉难陀，唐云喜学，予阗国人……又至久视元年庚子，于三阳宫内译大乘入楞严经，及于西京清禅寺东都授记寺译文殊授记等经，前后总译一十九部……」（开元释教录卷第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册，五六六页）。
我们不惮其烦地抄录实叉难陀所译的全部经名，无非要人知道，这本地藏经并非实叉难陀所译，实系后人伪造无疑。但中国僧人即不顾历史事实，仍将错就错，在信众面前把此经说成是部译经。但说也有趣，在台湾佛教文化服务处所行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经首，却标明「三藏法师法灯译」。法灯究为何人，名不见经传。也许怕人追底，故意除去实叉难陀而改用什么法灯？
其次，在稍后问世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十三中，也祇是重述开元释教录第九所载，实叉难陀所译十九部经典，并无「地藏菩萨本愿经」一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册，八六六页）。此贞元目录所载经典，年代亦上自汉永平十年，而至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八○○年），较前一目录又迟七十年，比实叉难陀译经迟一百年，但为何仍不见有本经呢？
再者，在大藏经的宋藏与元藏中，也没有收入地藏经，祇有在明藏中，纔收入此经。在唐代的文献中，也未论到地藏经，在唐朝从中国取经回日本的和尚，在他们带去的经典中也未见有地藏经，如当时已有此经，他们一定奉为至宝带回日本去的。
地藏经为何不见于唐代佛经目录及文献？原因或者如下：一、地藏经原为中国佛教徒所杜撰的伪经（在中国的佛教伪经，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在佛经目录及宋元藏经中，不愿收入。二、或者，这本伪经非在唐代时伪造，而是直至宋朝以后，一三○六年以前，纔由人假借佛说而写出，并伪称实叉难陀译。因此在后出的明藏中纔予收入。按「元藏」始于元始祖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三年），完成雕版于同二十七年（一二九○年）。
二、地藏经中有许多处，要人雕刻或绘画佛像及建造塔寺，以获功德。地藏经曰：「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像，是人当得百返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云承孝顺之女，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劝光目言，汝可至诚念清净莲华目如来，兼塑昼形像……，寻画佛像而供养之」。
其实，从佛教美术发展史来看，在早期印度佛教中，雕刻或绘画释迦牟尼的面容，被认是一种极为亵渎佛陀的行为。因此在有名的佛陀伽耶（Buddha Gaya）以及
Bharhut, Sanchi 等地的古雕刻中，都祇用一些记号来代表象征佛陀罢了。如用法轮象征佛的「说法」，用菩提树代表「成道佛」，用足迹象征「游行佛」。
在「阿育王传第二阿恕伽王第本缘」中，记载有外道弟子画佛像而遭阿育王杀死之事。真相如何，虽不知道，但可猜想当时佛教社会以为画佛像，是对释迦牟尼的一种极大污辱。但自大乘佛教于纪元前后兴起后，纔逐渐盛行雕画佛像及菩萨像。据佛教界中传说，世界第一尊佛像，约成于纪元前一五○年左右。当时有一位统治西北印度的希腊人国王弥兰陀（Menada 100～160B.C.），信了佛教后，苦无佛像可拜，遂从希腊召来技术师，仿照希腊神像样式，雕成了释迦牟尼佛像。印度佛教开始有佛像，实在是受希腊文化影响所致。日本佛教大学前校长水谷幸正在也说：「……希腊人佛教徒在阿特里那地方诞生了有形的佛像艺术作品（以前是没有佛像的），此外还有菩萨思想的展开，佛教的各种思想也受了希腊的影响」（见氏着「佛灭后教团分派与各部派的教学」一文）。
既然释迦时代没有雕刻佛像，因此在地藏经中声称释迦要人雕刻绘画塑漆佛像，以获功德一事，无疑地系后人伪造佛说罢了。也许有佛教徒看了会大光火说，在「增一阿念经」第二十八中，岂非有优填王与波斯匿王建造佛像的记载？但我们可告诉你，此段经文系写于释迦死后，佛教教团中开始造佛像之时，由本经印度作者所造的一个故事罢了。如佛陀时已盛行雕绘，各种印度佛教美术发展史便得倒过来不可了。
至于地藏经中所称的建造佛塔及佛寺，当然也大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也都是释迦去世后才有的。释迦死后，他的遗体被烧成骨灰（Sarira，中译舍利），被放入塔中，是佛教最早建塔的起源。塔的梵文是 Stupa，中译窣靓婆。其次，后代佛教徒为了纪念释迦诞生处及成道处等，也建了不少佛塔，这种塔叫做支提（caitya），以与放骨灰的塔有所区别。相传纪元前第三世纪的阿育王，曾建了许多支提。
因此，地藏经中所载所谓婆罗门女于佛塔寺大兴供养，以及光目女篇佛建塔寺等故事，显与佛教历史发展不相合。释迦时既无佛教的塔寺，他如何能说出地藏经来呢？至于释迦当时所住的房子，都叫做精舍，如竹林精舍等。所谓「寺」，这种称呼还是佛教到了中国后才有的。「清一统志」说：「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初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而来，舍于鸿胪寺，遂取寺为名，创置白马寺，此僧寺之始也」。（佛教非在汉明帝时传入，详情不论，但佛寺的「寺」由鸿胪寺演变而来则是事实，龚按。另参大宋僧史略卷上创造伽蓝条。）佛教的称寺，实由中国当年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取名而来。释迦时代无寺，他怎能在地藏经中说到佛教寺呢？岂非明明是后人伪造佛说？
三、据说地藏经中的地藏菩萨曾向佛母摩耶夫人说明所谓「无间地狱」，「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学之，故称无间」（观冠生业缘品第三），请注意「羌胡夷狄」四字。大致来说，所谓羌胡夷狄，是中国古时汉民族蔑指周围边疆民族的一种称呼，如「东方曰夷，南方曰蛮」，如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说法。所谓「羌」，东汉时曾有东西羌，东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西羌居汉阳、金城等地，晋时为五胡之一，姚秦即属此族，他的后裔散居今之甘肃省临潭、氓县、四川省松潘、茂县等地。
所谓「胡」，秦汉时指匈奴，唐时则泛指西域一带民族，「五胡」系指在汉晋时从中国西北部移住中原的塞外民族，即匈奴、羯、鲜卑、氏、羌。其中，匈奴、羯、鲜卑，系为蒙古系与通古斯族（Tungnses）的混血种族。氏、羌则为西藏族。（关于这些名称还有异说。）
不必说，祇有在中国的汉人，纔会用「羌胡夷狄」这四个字来蔑称中国四周的边疆民族，别的国家绝对不会用这四个字的。当释迦时，印度雅利安人的地理智识还祇限于印度本国，释迦走过的地方也祇是中部恒河流域一带罢了。因此，印度人绝对不会用「羌胡夷狄」的。现在，地藏经中既然用了这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四字，可见此经作者应是汉人了。
四、地藏经利益存亡品第七称：「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佛教中乃至善事……」。请注意「佛教」两字。我们知道现今世上已有的几大宗教，当初各教创立者在世时，都祇是竭尽全力宣教，从未考虑到要用什么教名。各大宗教都是在教主去世后，由信徒努力传道，信徒增多后，才开始用某某教的名称的。且有些宗教的教名是别人为他们代起的，如「回教」、「喇嘛教」等，原非该教自称的教名。回教徒自称「以斯兰教」，喇嘛教徒自称为「佛教」。
印度人释迦牟尼所讲的道理，在汉代传到中国后，起初大家称它为「浮屠教」，称它的经典为「浮屠经」，称它的聚会场所为「浮屠祠」，但以后觉得「浮屠」两字不雅，遂改用佛教、佛经、佛寺。至于在何时开始用「佛」字，各学者间意见不一，在此不论。不必说，释迦在世时，还未有「佛教」这个教名，在他去世很久时间后，才有「佛教」的说法。因此，在所谓佛说的地藏经中，居然用了「佛教」这个教名，那是不可思议的事。除了证明此经是中国人伪造外，我们还找不出再好的解释。
五、地藏如来赞叹品第六十「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誓力经」。凡对佛经成立经过稍有智识的人都知道，在释迦时根本没有佛经。一切佛经都是在他死后，由弟子们经过三、四次口传结集，经过数百年后而纔成功的，如称释迦为地藏经命名，那是写此经的作者在谝外行人了。
我们还能从经中各方面举例，证明此经系一伪经，但由于篇幅过长，不拟再论。现在我们可以做个这样的结论，在佛教盛行中国后，不知在那一朝代，那一地方，有一位中国僧人或佛教徒，参考了许多佛经，加上他自己对地藏特有的爱好，与他个人的思想及人文地理背景，假借佛说，冒用于阗国实叉难陀的大名，而写下了这本所谓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写经时，他祇想把内容写得完美，所以把他脑中已有的各种智识统统用上了。无论用「佛寺佛塔」也好，用「羌胡夷狄」也好，用「佛教」也好，这各种术语，在当时都已是人人皆知，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了，十分适合中国佛教徒的胃囗。因此，在今日，中国佛教界宁愿不多用专讲地藏的十轮经与占察经，却要一心高台地藏经，甚至大量印刷单行本，殊不知此经根本不是佛说，而是一本由中国人杜撰的伪经呢！